平臺經濟立法正在加速。
3月15日在央視“3·15”晚會現場，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制定出臺的《網絡交易監督管理辦法》（下稱《辦法》）正式發布。
這是《電子商務法》實施后首部針對電商監管的具體細則，對經營者過度收集個人信息、搭售商品、直播帶貨、二選一等行為作出了明確規范。
日前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下稱《綱要》），將“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篇章，將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加快數字社會建設步伐、提高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營造良好數字生態等，列為未來五年的目標任務之一。
伴隨著數字經濟的枝繁葉茂，平臺獲得大量的數字信息，也成為個人信息泄露的重災區。3月15日下午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指出，要健全完善規則制度，加快健全平臺經濟法律法規，及時彌補規則空白和漏洞，加強數據產權制度建設，強化平臺企業數據安全責任。
“現在互聯網企業主要經營活動和重要資產不再是房屋土地，更重要的是數據和信息，承認并且確立信息產權是符合時代發展趨勢的。”上海段和段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春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綱要》亦提出，營造規范有序的政策環境；構建與數字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政策法規體系；依法依規加強互聯網平臺經濟監管，明確平臺企業定位和監管規則；加強網絡安全保護；健全國家網絡安全法律法規和制度標準，加強重要領域數據資源、重要網絡和信息系統安全保障等。
電商監管首個具體細則
《辦法》將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是貫徹落實《電子商務法》的重要部門規章，對相關法律規定進行細化完善，制定了一系列規范交易行為、壓實平臺主體責任、保障消費權益的具體制度規范。
在網絡交易過程中，網絡交易經營者往往掌握有大量消費者個人信息。
“針對部分網絡平臺、經營者過度收集個人信息問題，《辦法》設置了個人信息保護的專門條款，規定網絡交易經營者收集、使用消費者個人信息，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圍，并經消費者同意，不得強迫或者變相強迫消費者同意收集、使用與經營活動無直接關系的信息。”市場監管總局網監司負責人表示。
該負責人還表示，《辦法》要求經營者在收集、使用個人生物特征、醫療健康、金融賬戶、個人行蹤等敏感信息時，必須逐項取得消費者同意。針對經營者尤其大型平臺企業與自身關聯主體之間共用個人信息的問題，《辦法》明確規定經營者未經被收集者授權同意，不得向包括關聯方在內的任何第三方提供。
對于搭售商品方面，《辦法》稱，網絡交易經營者以直接捆綁或者提供多種可選項方式向消費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務的，應當以顯著方式提醒消費者注意。提供多種可選項方式的，不得將搭售商品或者服務的任何選項設定為消費者默認同意，不得將消費者以往交易中選擇的選項在后續獨立交易中設定為消費者默認選擇。
在直播帶貨方面，《辦法》稱，通過網絡社交、網絡直播等網絡服務開展網絡交易活動的網絡交易經營者，應當以顯著方式展示商品或者服務及其實際經營主體、售后服務等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鏈接標識。網絡直播服務提供者對網絡交易活動的直播視頻保存時間自直播結束之日起不少于三年。
“現階段網絡交易逐步向縱深發展，復雜度進一步提升。無證無照經營、收集用戶信息、捆綁銷售等多種違規情況有抬頭的趨勢，所以此時出臺意為規范網絡交易，從根本上保護消費者權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盤和林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執行難點看，大平臺的網絡交易比較好規范，難點是零散的商戶，沒有正規場所、沒有執照，甚至連身份信息都是虛假的，監管如何深入市場層面，監督和發現這些違規交易是監管的主要難點。此次《辦法》明確以“年交易額累計不超過10萬元”作為“零星小額交易”的判定標準。
對此，國際新經濟研究院數字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鄭磊表示認同。鄭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辦法》細則看，年交易額超過10萬元的網絡交易經營者要辦理市場主體登記、各網點交易額合并計算、收集消費者個人信息規定了交易禁止行為和廣告營銷行為規范、直播交易記錄保存3年等規定，都是重點。
此外，近年來，部分網絡交易平臺對平臺內經營者在其他平臺開展經營等自主經營活動進行不合理限制的情況不斷出現，即平臺強制“二選一”問題，以及個別平臺限制經營者只能使用其限定的自有或者合作方的快遞物流服務的問題，持續引發社會普遍關注。
為此，《辦法》規定了平臺不得通過搜索降權、下架商品、限制經營、屏蔽店鋪、提高服務收費等方式，禁止或者限制平臺內經營者自主選擇在多個平臺開展經營活動，或者利用不正當手段限制其僅在特定平臺開展經營活動；禁止或者限制平臺內經營者自主選擇快遞物流等交易輔助服務提供者；不得實施其他干涉平臺內經營者自主經營的行為。這些規定對有效保障平臺內經營者和消費者合法權益、維護平臺經濟良好競爭秩序、促進平臺經濟健康發展均具有重要意義。
“法律和監管歷來滯后于市場，電商交易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二選一、過度收集個人信息等不成熟表現。此次《辦法》專門針對網絡交易的法律法規出臺，由此政府監管執法有法可依，監管就能到位，可建立長效監管機制。”獨立經濟學家王赤坤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企業作為市場主體，不僅要追求經濟效益，也要追求社會效益，在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在行業規范約束下和社會輿論引導下，企業會有更高的治理規范和治理標準。
填補數字經濟立法空白
劉春泉認為，《辦法》相當于是電商法的實施細則。而電商法則可以看作規范平臺經濟最主要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規范了網絡平臺的責任問題。
2019年1月1日新版《電子商務法》正式生效，規范了電子商務行為與網絡市場秩序。
“應該以電子商務法已經確立的網絡平臺制度為基礎，構建中國特色的網絡平臺法律制度，一般平臺制度按照電商法關于電商平臺規定，如果是特別的行業，由特別立法規定，比如電商法排除適用的金融、出版等領域，民商事制度仍然適用電商法。”劉春泉表示。
對于平臺經濟立法的下一步安排，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的立法計劃中提及《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反壟斷法》三部法律，同時強調制定數字經濟、互聯網金融、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新應用領域的相關法律制度。
中央財經大學數字經濟與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權也認為，雖然我國平臺經濟立法取得了巨大的立法成就，但仍存在很多規則空白和漏洞，如對于個人信息保護、數據安全、數字經濟的促進、政府數據開放、人工智能、自動駕駛等領域，相關法律規定尚有不足甚至匱乏。
“對于《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等已列入立法規劃的重要數字經濟法律，需要在保證立法質量的前提下盡早出臺。對于沒有列入立法規劃的其他重要事項，也有必要在時機成熟時及時立法，如《政府數據開放法》《算法法》《數字經濟促進法》。”劉權表示。
劉權認為，為了最大程度地發揮政府職能部門的能動作用，并減少阻礙數字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有必要面向整個數字經濟產業，制定《數字經濟促進法》。實際上，我國已經制定了多部促進性法律，如《電影產業促進法》《中小企業促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就業促進法》等。
《政府數據開放法》也將是數字經濟法律體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應當總結我國政府數據開放的地方立法經驗，在《公共信息資源開放試點工作方案》的基礎上，制定統一的法律，對于政府數據開放的范圍與標準、開放平臺建設與管理、開放程序、政府數據安全保障、政府數據的商業利用、開放的法律責任等事項做出明確規定。”劉權說。
人工智能靠算法，個性化推薦、差異化定價、風險防控、自動駕駛等都需要算法，但算法歧視、算法壟斷、算法短視等新型行為將會阻礙數字經濟的良性發展。
劉權認為《算法法》也應提上日程，應當有效規范算法，對算法設計、算法公開、算法解釋、算法責任等事項做出系統性規定。
